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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星号翻沉事件442名遇难者身份全部

2018-10-31 13:37:08

“东方之星”号翻沉事件 442名遇难者身份全部确认

湖北讯据新华社监利13日电13日下午从“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前方指挥部中心发布会上获悉,经有关各方反复核实、逐一确认, “东方之星”号客轮上共有454人,其中成功获救12人,遇难442人。公安部门依法依规、科学严谨对搜寻到的遗体DNA进行了比对,已确认442具为遇难人员遗体并移交给家属。至此,全部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据此,决定自即日起搜救工作结束。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就“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事件此前公布的上船人数和获救人数变化,作了解释和说明。他说,翻沉事件发生后,早公布的船上有458人的信息,是重庆东方轮船公司和上海协和旅行社提供的名单,分别为游客406名、船员47名、旅行社工作人员5名;此后经初步统计,又公布船上有456人,是因为轮船公司和旅行社发现,有1名船员在前一站提前下船,事发时未在船上,同时又核实船上实有旅客405名,比初提供的406名游客名单减少了1人。有关方面要求重庆东方轮船公司和上海协和旅行社对登船人员再次进行仔细核查,并与相关省市工作组及有关方面对在船人员数量、分布情况进行了逐一核对,特别是重点调查核实了有没有登船但没有列入统计的儿童和其他人员。终核实结果是,事发时船上实有人员454名,其中游客403名、船员46名、旅行社工作人员5名。游客人数由406名变更为403人,是因为旅行社误将在南京港发航的“东方王子”号5名温州游客统计到“东方之星”号上,并且漏报了在安庆港上船的2名游客。

唐说,有关方面在核实登船人员名单的同时,也对终获救人员认真进行了甄别和逐一核实,并请参与救援的各有关方面还原了事发经过和认定过程,由初公布的获救人员有14人,终反复核查确定生还的为12人。获救人员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初参与搜救力量多,且来自不同系统和不同单位,在汇总数据时出现了重复现象。

客轮翻沉事件公安部专家组组长、公安部刑侦专家闵建雄介绍,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9名技术专家及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调集的15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本着“科学、严谨、高效”的原则,24小时连续不间断开展鉴定工作。目前,客船上442名遇难人员全部被识别确认。

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李保俊介绍,截至13日16时,遇难者遗体已火化426具,整个遇难者遗体善后工作预计在16日前完成;现场共清理出明确物主身份的物品270份,家属已领取265份。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第15场发布会上,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巡视员、主任法医师闵建雄说,截至12日21时30分,442名遇难者身份通过DNA鉴定比对得以确定。

东船客轮翻沉事件发生后,为时间确定遇难者身份,公安部、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四级公安机关技术人员迅速集结成立专门工作组。公安部派出9名专家现场组织指导,我省公安厅调集厅刑侦总队和武汉、荆州、宜昌、仙桃、天门、潜江等法医、DNA、照相、痕迹专业技术人员150余人,24小时轮班开展身源鉴定工作;湖南、上海等地也积极参与。

经过全国各地近200名法医、DNA专家11天日以继夜的努力,442名遇难者的DNA信息全部比对完成,公安部门将依此出具身份认定书,帮助遇难者们找到亲人。

沉船事件发生后,戴建宇被抽调到监利。随着时间推移,许多被打捞起的遇难者遗体已无法辨认。要为他们找回身份,必须组织法医尽快提取遗体和家属的DNA生物检材,通过对DNA所含遗传信息的比对,确定亲缘关系。

一具遗体被送了进来,是一位老奶奶。连日的高温和江水浸泡,湿漉漉的衣服紧紧贴在她身上。从事法医工作23年的阮海根发现,老人衣服内还缝着暗口袋,里面是2000元现金,“这应是她沿途的旅费吧,老人贴身藏好,却没有机会再花出去,太让人伤心了。”

一批遗体处理完,戴建宇浑身已汗湿。扯开隔离服的领子,他歪倒在墙角,稍作喘息。监利县城区的宾馆早已住满,法医们住在30公里外的朱河镇,凌晨2点才能回去洗澡换身衣服,稍作休息,6点又要驱车赶往殡仪馆。

通常情况下,血液、指甲等都是可供提取的DNA生物检材,但沉船事件的特殊性,让法医们提取检材时多费了周折。“东方之星”客轮6月1日沉没,5日船体扶正出水后,大量遗体被打捞上岸。这些遗体在江水中浸泡了4天,监利初夏气温又高,遗体出现“巨人观”。

法医介绍,人死后,寄生在人体内的腐败细菌,因失去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而疯狂滋长繁殖,这些数量惊人的腐败细菌可以产生出大量污绿色的腐败气体,人体就像充气的人形气球一样全身膨胀,称之为“巨人观”。

吴红岩,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法医;万亨元,东湖分局法医。两人处理溺水遗体经验丰富。他们俩为其他法医示范如何用小的创口、快的速度,完成提取检材任务,“将心比心,谁也不愿意亲人的遗体再遭罪。”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为给DNA比对结果提供辅助参考,此次还采取了国际刑警组织通用的方法和规范,每个遗体经过消毒处理、编号后,严格按照流程照相、登记衣着、随身物品等,建立个人识别表。

在公安部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DNA实验室承担起绝大部分遇难者遗体与亲属的DNA检验、数据比对及亲缘关系确定等工作。5日起,DNA生物检材陆续送往武汉。

法医博士、DNA鉴定专家朱传红介绍,一些生物检材被送来后,因遗体本身腐败程度较重,DNA取样时,含有抑制物,影响分型检测结果,“我们采用全自动操作平台无法完全获得准确的DNA检测结果,必须结合半人工和人工方式进行。”为了确保每一个检测结果无误,对每一份检材,工作人员都用三种方式分别检测两次。初步结论出来后还要不断进行复查、复核,有的复核3次以上。

DNA分型结果确定后,染色体比对是确定亲缘关系的关键步骤。DNA鉴定专家方慧介绍,确定亲缘关系时,若父、母、子DNA信息齐全,进行“三联体”比对是选择,如果仅进行单亲、常染色体DNA比对,出现比对错误的几率约60万分之一,“只有单亲DNA信息时,若是父子,我们会加做Y染色体DNA鉴定,若是母女,会加做线粒体DNA鉴定,尽可能做到精确。”只要有条件,技术人员还会提取遇难者生前使用的牙刷、床单、靠枕之内的物品,进行DNA取样、鉴定和比对。

朱传红表示,平时涉案DNA比对往往是“一对多”,只需用提取的DNA与数据库里的信息去比。而此次事故的DNA比对是“多对多”的“盲比”,不仅量大,有些遇难者之间本身还有亲属关系。为提高效率、准确率,接到任务后,他们立即寻求技术支持,设计了一套软件用于比对,“这是实验室成立以来接受的检材量多、检验难度很大、要求又很高的一项特殊任务,帮助每位遇难者找到亲人,既是道义,也是。”朱传红说。

“在这次任务中,团队的力量超乎异常。”武汉市刑侦局DNA实验室负责人之一方慧感慨道。该实验室13名民警,有10名是女性,其中8名都是“80后”。DNA鉴定比对的艰巨任务是由一群“80后”娘子军担任主力。

5日起,胡晓星和同事们一连好几天守在实验室,每天只能靠在椅子上睡三四个小时,“不幸发生后,很多人都在上表示悼念。我能用我的专业帮到遇难家庭,感觉很值。”从生物检材中提取DNA样本时,一个小小的指甲令胡晓星险些落泪,“就是那个三岁小女孩的,真的太可怜了。”

许帆叶被派往印尼协助打击电信诈骗,一回国就归队投入工作;郭季被借调到东湖开发区同心派出所,听说战友们通宵加班,专程送来零食。“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希望尽自己所能,把任务完成,帮遇难者找到亲人。”胡晓星说。

从业20余年,方慧还从未听说国内有那个实验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准确完成如此大量的DNA鉴定比对工作,“但愿我们的努力能让生者得到安慰,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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